国外大学大多在章程中规定了学校的愿景和使命,中国的工业化模式曾是很好的城市发展模式

 财经资讯     |      2020-05-07 16:09

什么样的城市能够赢得未来?公共政策应该如何支持城市的发展?在中国新一轮城镇化浪潮中,各类城市应该如何定位? 7月5日~6日,在首届“全球城市公共政策与治理创新”国际论坛上,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著名城市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发表主题演讲,阐发了人类历史上的重要现象—“城市的胜利”。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格莱泽做了进一步分析:什么样的城市代表了未来发展趋势;政府又该如何配置权力与资源,促进城市的转型升级。 全球城市公共政策与治理创新由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北大—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发起。 重工业模式并非城市发展的必经阶段 第一财经日报:你把城市分成两种类型—知识型城市和重工业城市吗? 格莱泽: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区分,因为有一些地区有知识密集型产业,但同时也是重工业城市。在1880年到1940年间,重工业模式是美国城市发展的主流模式。但事实证明,这种发展模式往往因后劲不足而无法长久。大型工厂不断向成本更低廉的地方迁移,导致那些靠工厂发展起来的老工业城市很难找到转型之路。它们缺乏城市复兴的人文资本。 日报:重工业模式是城市发展的必经阶段吗? 格莱泽:我并不赞同这一说法。比如印度,印度的许多城市会直接从相对贫穷的状态进入知识型城市发展模式,而没有经过重工业化阶段。原因之一是,印度一些城市的基础设施相对薄弱,无法在全球重工业产业链上找到一席之地。但也因此,它们找到一条直接跃迁为互联网型城市的道路。众多新兴咨询公司与软件公司为城市注入活力。这并非天方夜谭,重工业模式并非城市发展的必经阶段。 日报:是什么造成了重工业城市和知识型城市之间的差别? 格莱泽:生活和生产成本是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一座城市各方面的成本很高,那么它不太可能支持重工业模式。在亨利·福特式流水线生产年代,工厂的人均占地面积是200平方英尺,基本等同于如今便利店或写字楼的人均占地面积。而如今,在高度自动化的美国工厂中,人均占地面积已增长10倍,达2000平方英尺。规模如此庞大的工厂需要低廉的土地租金,因此,寸土寸金的城市已不是其最佳选择。 日报:中国的城市往往都是走工业化道路发展起来的,它们需要转型吗? 格莱泽:这确实是中国未来30年内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中国的工业化模式曾是很好的城市发展模式,但未来30年内就不一定了。我并不是要全盘否认中国已有的工业化成就,因为这确实给曾经贫穷的中国带来焕然一新的变化。但过去的成就无法决定未来,尤其是中国目前正处于向知识型模式转型时期,此外,还面临着制造业成本更低廉地区的竞争压力。 因此,中国需要找到一条尽可能对城市与市民有利的发展之路,才能顺利度过转型期。在很大程度上,这也应是中国未来发展的趋势。 我认为城市发展的关键在于认清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单纯为了经济效率,还是为了人的利益而可以节制效率?这关系到如何对城市空间进行再利用 三类城市何去何从 日报:知识型城市与工业化城市各自具有怎样的未来? 格莱泽:这很难预言。美国很多沿海城市的趋势是发展为知识型、宜居型城市,或者产生一些新的未知类型。一般而言,美国城市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知识型城市,多为沿海城市,但也有诸如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等内陆大学城;第二种是以制造业为主要产业的城市,它们往往建在基础设施先进、成本较低的中部地区;第三类城市则相对落后,当其他产业迁离之后,医疗、社会救助等成为城市的主要产业,它们多分布在中西部及南部地区。 其中,知识型城市是最宜居的城市类型,无论是城市环境、市民素质,还是交通便捷程度,都十分理想。而制造业城市对商品运输成本有较高要求。 因此,当分析对象转换为中国城市时,我们会发现,在中国,一些相对更引人注目的、政治地位更显赫的城市正在向知识型城市转变。但更多的则是那些制造业城市,这些城市基础设施相对完备,且成本相对低廉,这是中国目前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 日报:在中国的大中型城市中,你认为有哪些接近于知识型城市? 格莱泽:上海当然是其中之一。这并不是说上海已经拥有了完备且成熟的产业类型。上海正处于知识型城市发展的初期,专门化程度没有美国那么高。但这并不是一件坏事,美国一些城市的专业化发展已到了近乎扭曲的程度,在这些城市几乎看不到任何商品生产。我一直强调高等学府对知识型城市的重要性,这类城市往往占据先进技能的长期优势,且气候宜人。 政治型城市与贸易型城市 日报:在中文里,城市是由“城”、“市”两个字组成的。“城”就是墙,尤其是城墙,“市”就是市场。你觉得这个词怎么样? 格莱泽:这非常奇妙。因为“城”、“市”二字确实道出了城市的精髓—城市的两种传统功能:防御和贸易。而更吸引我的是其中所包含的二分法:一种是围绕政府、王室等政治中心的政治功能;另一种是围绕市场而建的贸易功能。当然,在历史和现实中,这两种功能往往是以一定比重并存的。比如贸易是纽约最主要的城市功能,但华尔街(Wall Street)的名字还保留着城墙—也就是政治功能的遗留。从这个角度来看,北京与上海代表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城市。北京更像伦敦、柏林、华盛顿,是一座重要的政治型城市;而上海则是一座依托于市场的贸易型城市。作为土生土长的纽约人,我本人比较喜欢上海模式。 日报:在中国,多数大型城市历史上都曾是古都,政府在中国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也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对城市发展而言,政府的强势也会带来挑战,比如“户口”制度就饱受争议。考虑到公共财政压力,大城市不得不严格控制外来人口数量。美国是否有类似困扰? 格莱泽:在当地居民排斥外来移民这一点上,我觉得中国的“户口”政策和美国的“邻避主义”(不要在我家附近造厂、造楼)有点像。虽然美国并没有户口这样的国内通行证来限制人口流入,但一些美国城市却通过限制建造新居来达到相同的目的。在美国的一些地方,外来移民建造新房几乎不可能,政府通过限制房屋数量对人口总数进行有效控制。 事实上,我并不赞同任何一种人口控制政策。海纳百川且充满机遇,才是一座好的城市应有的姿态。不过,我也理解,当一座城市拥有几千万人口时,地方政府要承受多大的压力。 对比一下其他正在经历快速城市化的地方就更能说明问题,比如印度。中国和印度的城市化模式截然不同。印度有很多地方常让我惊叹,但其解决贫民窟、传染病、交通拥堵等城市病的能力绝不在此列。在很多方面,印度政府是无力的。 而中国的政府自古以来便在城市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我相信政府在中国城市的历史性复兴中也将发挥重要作用。通观世界历史,那些政府贫弱的小国很难完成复兴使命。但那些拥有伟大历史的古老帝国则不然。古罗马、北京等古都都是政治型都市,它们同时也是市场繁盛之地。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权力与市场繁荣是可以相辅相成的。在众多古老帝国中,中国现在拥有高效的政府管理系统。这也为中国出现一种更加开放、更具包容性的城市发展模式提供了有力支撑。 日报:但政治型城市的权力与资源往往是集中化的,这会不会带来一些问题? 格莱泽:权力和资源的集中化程度,取决于问题的困难程度。比如,在对抗一场严重的瘟疫时,集中力量办大事会更有效率。但城市的本质并不仅仅是应对危机,它还有更基本,但容易被忽视的一面:为所有人创造宜居的环境。我很高兴地发现,北京提出要成为所有人宜居的北京,说明它已经看到了那一面。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应该使那些过于集中的城市权力去中心化。在我看来,随着中国越来越富有,权力的去中心化问题就越来越重要。人口流动与城市创新是城市发展永恒的主题。财产税等改革也是必需的,因为税收是平衡一座城市生活水平、刺激城市活力的重要手段。 日报:有什么建议给中国地方政府和城市规划者? 格莱泽:我的确有一个老生常谈的建议要提给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应该开征道路拥堵费。可以参考新加坡的道路电子收费模式,那是到目前为止唯一较为合理的道路管理系统。

新华网上海7月10日电记者9日从上海财经大学获悉,上海财经大学与江西省宜春市人民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探索政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创新共谋发展。 上海财经大学党委书记丛树海表示,与宜春市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对学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希望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能够架起校地合作的桥梁,推动学校和地方共同发展。” 宜春市市长蒋斌表示,希望今后双方在科研成果转化、人才交流与培养、大学生实习创业等多方面、全方位开展广泛深入的合作。 据宜春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上海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陈宏介绍,战略合作协议签订后,上海财经大学将与宜春市展开科技、经济、教育等多方面的合作,上海财经大学将推进宜春科技服务支撑,在经济建设方面起到政府经济顾问的作用,并在学生就业、互派挂职交流等方面与宜春市展开合作。 上海财经大学研究室副主任张锦华介绍,上海财经大学正在探索“智库”+“企业实体”+“人才联合培养”+“大学科技园”的政产学研用一体化道路。 一方面,上海财经大学先后培育建设了经济学与中国转型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会计改革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等一批富有财经特色的协同创新中心,通过培育中国特色财经智库,更好的对接国家重大需求。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民生保障与改善、社会体制改革等重大问题,学校先后成立了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院、上海发展研究院、上海自由贸易区研究院等十多个校级科研机构和重点研究基地,汇聚校内外优秀团队,重点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金融创新与安全、自贸区建设、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社会保障体系等重点领域研究,初步形成了一批以重点研究基地为依托、以学者为核心的具有重要影响的高端智库人才和咨政研究团队。 另一方面,学校利用自身科研和人才优势与行业企业合作,有利于双方由最初简单的优势互补走向双赢,并使学校真正成为企业发展的智力支撑和人才支撑。同时,学校以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为契机,探索建立以实践为导向的复合型人才联合培养机制。 近年来,上海财经大学建立上海财经大学科技园,成为以现代服务业为特色的国家大学科技园。目前为止,科技园累计注册企业965家,其中财大学生创业企业35家,累计牵头组织产学研活动27个,学术报告会23次,为学校科研成果转化服务30多次。 通过政产学研协同互动密切了学校与政府、产业界的联系,进一步提升了学校的社会服务能力。同时,政产学研一体化也使学校第一时间了解政府和产业界对高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需求,有力促进了学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水平的提升。

今年9月入学的上海财经大学新生,将有机会获得一册《上海财经大学章程》,在这份形同《中国共产党党章》大小的绛红色册子里,明确规定了学生在校期间应有的权利和义务,并史无前例地将学生放在总则和愿景后的第三章。与学生权益同样被看重的还有“教授治学”。 在6月27日的 《上海财经大学章程》发布会上,一路负责章程制定的上海财经大学党委书记丛树海表示:“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应该先有学生而后有教师,有了师生才会共同形成学术组织,有了学术组织才有行政、教辅、后勤等机构形成的需要。” 提前至第二批公布 从2007年下半年起,上海财经大学启动了章程编制工作,这一持续就是7年,并成立了由学校党委书记丛树海、校长樊丽明担任双组长的章程编制工作小组。 “学校一开始就设立专项资金,并就总体框架、校友会与基金会、校训与办学理念、学校管理体制、人才培养、学术管理、人事组织管理、财务资产后勤、国际化管理、信息化管理等11个专题进行立项研究。”丛树海说。 作为具有百年积淀的学府,上海财经大学历经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商业专修科、上海商科大学、国立上海商学院等多个办学时期,曾5次制定和修订章程。为了体现历史的传承和科学借鉴经验,章程编制组考据了学校从1917年以来的章程史料,还收集编撰国内外著名大学的章程,整理教育部指导性文件和相关学术资料…… “我们在这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论证制定大学章程的基本思路、程序和做法。”丛树海介绍,整个章程编制历经预研究、专题研究、草案成稿、研究修订、新一轮修订完善等5个阶段,中间征求意见、反复修改不计其数。 仅在修订完善阶段,上海财大就面向师生代表、学术带头人、离退休老领导和教师代表、校外同行以及法学专家、教育部领导等召开12次意见征求会议,累计181人次参加;通过学校网站、校报等方式,公布章程意见收集信箱;向29位校董专程去函征求意见,原财政部部长刘仲藜、原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金炳华等写下了满满一页的建议…… 2013年12月底,上海财大将经过教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正式报送教育部,2014年5月5日,教育部正式核准了《上海财经大学章程》,上财成为全国第二批公布章程的高校。 “按照原计划,上海财大应该是第三批公布章程的院校,但因为完成情况较好,获得教育部的提前核准发布。”上海财大发展规划处处长应望江告诉记者,因《章程》编制较有特色,上海财大党委书记丛树海还受邀在教育部召开的《“211工程”高校现代大学制度暨章程建设工作推进会》上作了经验介绍。 学生权利被首次明文规定 上海财大的章程共分10章95条,由总则、愿景与使命、学生、教职员工、学术组织、其他组织、管理体制、交流与合作、财政与资产管理、附则等十章构成,正文之前有序言。 在谈到为何把学生单列一大章,并提到前三的位置时,丛树海说:“学生是大学中最重要的主体。大学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有学生而后有教师,有师生而后成立学术组织。因此,我们把学生放在首位。” 而在整个章程制定过程中,上海财大先后举行过两场专门针对学生的座谈会,根据座谈会讨论,修订有关学生权利的部分条款。 据上海财大发展规划处副处长、负责学生座谈的曹黎娟介绍:如有学生提出,希望“扩大学生权利范围,建议增加获得学校就业指导和服务的权利以及参加大学生医疗保障体系的权利”,《章程》 后来相应增加了“获得学业指导、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和就业服务”。还有学生提出,应增加“公平获得在国内外学习深造和参加学术文化交流活动的机会”,这在第二十四条第款得到体现。 “此外,我们将一些合理意见写入了章程,如明确学生对学校公共设施的使用权,增加学生在社会实践方面获得公正评价的权利。”曹黎娟说,因为《章程》如此重视学生权益,加上印制出的单行本封面为绛红色,不少学生把它戏称为“红宝书”。 “教授治学”理念迈进一大步 在《章程》中,上海财大还厘清了大学的3种关系,即“党委与行政关系、学校与学院的关系、学术与行政的关系。”在高校去行政化的大趋势下,后者尤其为教师们所关注。 “根据《章程》,校学术委员会是全校最高学术权力机构,今后学术问题将交还给学术决策。”上海财大党委书记丛树海说,这向教授治学迈进了一大步。 该校目前的学术委员会职能较为单一,许多决策必须“上会”,由校党委会或校长办公会来决定。《章程》明确规定学院一级教授委员会、学校一级学术委员会和学位评定委员会的职权。应望江透露,“以后有关决策范畴的学术问题,直接由学术委员会‘拍板’”。 《章程》还梳理、归并了校内各类学术机构,在校学术委员会下设“学科建设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学术道德委员会”等4个专业委员会,由校学术委员会授权它们处理某一方面的问题。 “评聘职称、学术道德等敏感问题,以后都将由专业的机构来考量。”应望江说,此举改变了原先的各个学术机构权限交叉的矛盾,为师生开展学术科研提供更好的体系保障。 在二级学院层面,教授治学也将得到很好体现。“学校实行二级党组织、行政班子、教授委员会、二级教职工代表大会分工合作的 ‘四位一体’治理结构。” 对照着章程中的第49条,应望江说,“以前许多学术权力集中在行政负责人手里,有些项目经费可能就是一人说了算;但今后,凡是学科建设、学术管理的事项都须经过学院教授委员会审议,才能提交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 首家以单列一章的形式提出学校愿景和使命 “学校愿景是:基于卓越的研究和教学,成为国际知名具有鲜明财经特色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翻开上海财大的《章程》,第二章第一条特别吸引眼球。在目前教育部批准公布章程的15所高校中,上海财大也是唯一一所明确提出“愿景与使命”,并将其单列一章的。 对此,上海财大章程编制小组解释,国外大学大多在章程中规定了学校的愿景和使命,或单列“使命陈述”,明确学校的定位以及发展战略,从思想的高度为大学的差异化发展和特色发展路径奠定基础。国内极少数大学章程偶有提及大学使命,但散落于章程文本之中。 “在广泛征集意见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我们明确了学校的使命愿景,并在这个前提下,将学校的传统与理念予以体现和渗透。”一直参与编制事务的应望江说,这些理念包括如致力于建设现代化、国际化、信息化的一流社会主义大学; 努力构建和不断完善以经济、管理学科为主体,经、管、法、文、理诸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体系; 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致力于培养“复合型、外向型、创新型”的高素质人才等。 在丛树海看来,大学的使命是大学办学哲学、教育理念和行动宗旨的集中体现,它直接明确地回答“大学是什么”、“大学应该干什么”这两大基本问题,大学使命是讨论大学诸问题的前提。而章程编制工作完成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如何理解贯彻章程的内容,提高学校法治思维方式,如何以章程为核心建立规章制度体系都是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在6月27日下午举行的《上海财经大学章程》学习会上,丛树海透露,他们已开始制度的梳理工作,对章程进行配套、补缺以及贯彻,以期通过章程建设推动大学制度建设、推动治理能力建设。 ■观点上海财大章程 有四个显著特点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 黄兴胜 《上海财经大学章程》特色鲜明,具有四个显著特点:一是坚持以人为本;二是把国情、校情与域外经验相结合; 三是坚持学术自由,突出教授治学;四是坚持传统与现代,法制与特色创新的有机结合。章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章程的权威在于实施,未来要进一步实施好章程。 以章程促进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上海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丛树海 大学章程建设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重大任务,也是完善学校治理结构,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根本要求。历经7年的探索,我们深刻地体会到章程制定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章程制定和颁布,仅仅是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认真贯彻实施,是章程建设的根本任务。下一步,学校将进一步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加强以章程为龙头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带动全校各级层面规章制度的改进与革新。